中国农业死于中央文件？

2018-03-17 商业地产日刊

2块钱一斤的西红柿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也还是硬硬的看起来好新鲜，8块钱一斤的放两三天就软了放五天就开始烂了。到底哪种是“正常”的西红柿，哪一种又是“正常”的蔬菜心理价格......

真金白银干了四年，才终于明白农业到底是什么——

1中国农业死于中央文件

中国关于农业的文件和政策可谓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一波接一波，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全国人民就开始热议农业 ，等到“两会”结束，热议便渐渐降温，然后消失。这样的循环每年都会上演，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就是当下中国农业产业的真实现状。

与每年开春时必演的农业大戏“一号文件”互为狼狈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各大媒体上“农业的机会来了”、“下一个投资热点是农业”、“农业迎来黄金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章。你会发现：两年前有这样的文章，两年后有这样的文章，两年前的两年前同样有这样的文章，四年前的四年前仍然有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秋毫明察，政策洞见，理据双全，但看多了不免心生疑惑：农业的机会到底来了没有？啥时候来？来不来？没有人会相信，其实农业根本无所谓机会。

十年前，国家开始提新农村建设，那阵子很多人打了鸡血似的，开始热衷于宣讲“农业的机会来了”，而且把每年的“一号文件”之类的政策提起来就灌，不少人就这样晕头转向地干起了农业。后来的日子，由媒体配合专家，继续忽悠。

当那些早年被忽悠从事农业的人开始抱怨农业不好做时，解释简单明了：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做农业。毫无疑问，这样的回答是双方均能认同的标准答案，所以从来没有人质疑。但是，再到后来，慢慢发现，那些出于各种理由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的人所遇到的问题，不光是因为农业本身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也不光是对国家农业政策把握不到位的问题，而是有些人为项目一头扎进去投上几千万，耗上十余年，结果依然一败涂地。

难道说十年不够长吗？几千万不算多吗？仔细想想“周期长见效慢”其实是一句废话——哪个行业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农业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的原因，核心问题是中央对农政策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舍本求末，本末倒置。

2机会主义是对农业最大的伤害

大凡一个产业，总有一个进入的最佳时间，比如汽车制造业、IT业、文化产业等等。奇怪的是，对农业而言，“机会来了”的口号居然吆喝了十多年。按常理，不同行业背景的人，看待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应该不同，这才正常。像“农业的机会来了”这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农业圈子外的人写的。因为对于农业圈内的人来说，不存在讨论，不管有没有机会，该做的还得做。但奇怪的是，不同背景的人谈及农业，目光都会齐刷刷地盯向政策，答案似乎高度统一，但结果却总是南辕北辙。

更让人不解的是“农业的机会来了”被喊了十多年，似乎没有人认真解读：是十多年来农业始终如一的存在着一个机会？还是农业的机会十多年间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来？亦或是十多年来农业的机会终于马上就要来了？我从2013年开始稀里糊涂做了四年农业之后，才终于明白地：真的无所谓机会不机会，农业只属于有情怀的人。

农业不同于计算机，不同于汽车，不同于电影电视文玩收藏，它除了作为商品的属性外，更担当着对生命的根本维系。人可以不戴手表，可以不用计算机，甚至可以不穿衣服，但不可以不吃饭！正是由于农业伴随着对生命的担当和承载，所以选择从事农业就必须默认这种责任，无可推脱。然而，当下中国，人们讨论农业的发展机会时，却仅仅讨论它的经济属性和商品属性，而剥离农业所承载的特殊使命。虽然也有很多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展望有机农业的“机会”，但所谓的机会来了，实际上说得再通俗一点儿，就是赚钱的机会来了。而一切以赚钱为根本目的，就是导致中国农业一片混乱的根本所在。

正本清源，理清思路之后，再回看每年的“机会来了”之乱象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有人从事农业产业，而有人只是在投机赚钱；有人生产的是食品，而有人只把食品当商品。虽然都是“农业”，讨论语境不同，对机会的理解不同，结局也就不同。

回归本真，既然每天都要吃饭，农业的机会就一直存在，它永远不会象386电脑，BP传呼机那样过时，也不会因为有了“一号文件”或出台某项政策，机会才能来。“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如果没有情怀，抓不住机会就会失望，就会生气，就会抱怨。如果没有情怀，即使抓住了机会，对农业来说也不是建设，而是破坏，甚至灾难。

一是它掏空了政策，掠夺了本属于农民的福利，导致产生了纯粹的投机主义；

二是破坏了农业自有的生态平衡，让农业自身陷入急近功利的恶性循环；

三是导致了粮食和食品安全，人人自危。

3饲料时代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健康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种文化比“农”更古老？在所有的养生要素中，有哪个要素比“吃”更重要？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人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学被剥离得只剩下儒释道和四书五经。这个问题所折射的焦点恰恰就在于，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农”已经不被当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着粮食，但国人已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业。这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是的，提起农业，我们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如果被提到了，那也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的，它常常被另外一个名字“小农”所替代。“小农”是什么？是落后、守旧、短视的代名词。由它衍生出的，是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小农思想。

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只能自给自足，所以必须要打破推倒。但是，中国农业在被国人斥之为“小农”并加以抛弃的同时，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经久不息，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由于欧、非大陆民族没有施肥习惯，曾经的拉丁姆、西西里都是世界粮仓，在殖垦下因“地力消失”，现在均已变成荒地。如今，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曾创造出世界上最智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民族，却开始在别人走不通的道路上倒施逆行。

中国的农民，像父辈那样视土地为生命的老一辈农民已经渐渐老去。新一代农民，要么已深知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而选择当了农民工；要么虽然继续种地，但由于没有继承和掌握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只能沦落为“现代农业”指挥下的“产业工人”。中国农业已进入由外行指挥内行，屁股领导脑袋的末法时代。

说白了，所谓“现代农业”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对土地掠夺式的产业化之路。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感冒病人，到医院后医生让你打抗生素，说这样好得快；打了，感冒好了，肠胃又不舒服，医生又劝你把胃切除，说这样防止进一步恶化；胃切了，身体水肿排不出尿了，医生说是肾功能衰竭，劝你透析……直到无计可施时，医院会拿出病危通知让你签字，说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

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和中医类似的遭遇。当我们都在质疑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怪病而无药可治时，有多少人反省过曾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对空气、水、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所犯的错误？农作物以及牲畜的疾病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追问农药残留有没有超标，关心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是否安全时，有没有人追问过自己曾给予了土地什么，以及农作物疾病的来历？化肥农药之于作物，正如抗生素之于人类一样，它带给我们快捷、高效的同时，也让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西方的祖师们无计可施时，终于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这难道不是传统农业的回归吗？

4价廉物美是压倒农民不种地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农民的退出相反，城里的一个又一个土豪却租地当起了农民。没有多少人是为了赚钱，也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爱，更没有多少人觉得当农民是高大上，只因为自己想吃到安全食品。当一个社会的食品到了不是自己种的就不敢吃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

在回答谁之罪之前，先看两组数据：一是国家发改委对2013年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四大粮食品种的收益成本情况做的调查，调查显示，四大粮食品种亩均产值是1039元（没有扣除成本），亩均投入费用是357元，亩均收益是682元（这个收益包括他本人的人工和他的利润）。但这个调查不含土地承包费，也不包括农民自己的人工费。另一份数据与此相得益彰：2012年农民来自种地的收入人均是2017元，占全部收入的26.6%，2013年比重又降为24.6%——即农民种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到四分之一。

没错，化肥是农民施的，农药也是农民洒的，农民的确与食品安全脱不了干系。但这里值得解读的是，当今的农民种地，已经不是按农民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农民种粮食可能是分文没赚，然后还得靠打工来养活自己。还得遭受消费者的指责，问他种的粮食为什么会使用化肥农药！在所有人都谈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代，凭什么农民只能理所当然地白种地？凭什么只有坚守别人指定的道德规范的义务而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力？

反之，在食品安全成为众矢之的的今天，我们自己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不妨来梳理一下：当你去农贸市场买菜时，面对2元/斤的蕃茄和6元/斤的蕃茄，你会买哪一种？2元/斤与8元/斤的大米呢？10元/斤的猪肉和50元/斤的猪肉呢？……当你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精明而选择了便宜的话，当你把这种选择变成一种习惯和把这个价位默认为“标准价位”的话，那么谬论被重复一千次就真成了“真理”——你就不会去关心这样的价格这样的食物正不正常。

所以，当你理直气壮地指责食品为何不安全，质问为什么“本来”2元/斤的大米变成8元/斤，“本来”10元/斤的猪肉变40元/斤……别忘了这些“本来”的前提是，农民白种地或赔本种地不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乎，“本来”要生长12个月才能出栏的猪，3个月就上市了；“本来”有肥有瘦的猪，全长成了瘦肉；“本来”买的是猪肉，却被注进去了水……“本来”就应该长在土里，没有化肥农药，最自然而然地成长的白菜萝卜，结果成了奢侈品！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本来”呢？难道你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吗？

当人人都站在利己者的立场上打着“本来”的盘算时，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而且受害者远不止人。由于人对食物、人对人的极端不信任，结果猪躺枪了，被装上了监控，强迫要求它只吃不动；羊躺枪了，被打上了耳钉；鸡也躺枪了，被囚禁在笼子里；白菜萝卜也只有在消费者的脸皮底下成长，才会敢吃……据说这叫物联网，二十四小时监控，连老母猪发情也不放过，这让猪情何以堪！

我不知道要求二十四小时监控食品的消费者，是不是也是二十四小时盯着自己的电脑或手机——若不是，那怎么能保证自己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品就是安全的呢？这种人对人，人对猪的极端不信任，结果是消费者把生产者逼疯，生产者再把猪逼疯，然后羊疯了，牛疯了……白菜萝卜全疯了。

于是，“本来”不是种地的人，为吃到安全食品，也只有自己亲自种地。或者一个大棚，或者一小块农场，或者在自家别墅的花园，或者在自己的老家，有人把这种农业叫“情怀农业”。

这里的情怀，可能是对农业的情怀，也可能是对家乡的情怀， 更可能是对家人健康的关爱，还可能是因为对某一个作物的特别爱好……总之，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干起了农业。这种农业往往不是以盈利为核心目的，所以总能坚守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

我对农业同样有着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变轨迹：2000年做记者时我写过《饲料时代，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健康》；自媒体时代我又写了《我在废墟上看见祖先》 ；如今，我彻底把“情怀农业”升格为“第一产业”，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折腾。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供应链；为了给这个链条打造别人无法复制的商业壁垒；为了承诺农民赚到钱必须先让他们相信销售没有问题；为了帮城里的“后天亲人”找到“乡下亲戚”，我们已经反反复复磨练了四年，才终于断断续续地有产品推出，虽然推出的产品没有所谓出奇制胜的轰动效应，但总算赢得了消费者平淡出奇的口碑。

这就是我——一个做了十年记者，做了十年地产，然后五十岁开始跨界做农业的创业者，对当前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全部的认知与思考。

附：走向死亡的农村

每到过年，都有一群从未真的见证过真实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含泪抒发着对于想象中乡村的思念。这种妄想式的抒情相当的虚伪和矫情。是这些没体验过农村生活的文艺青年滋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浪漫主义情结。把贫穷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其实，北上广有多么灿烂，农村就有多么腐烂。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江南故乡。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赌博盛行

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字牌。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

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上万元的输赢，说是“娱乐娱乐而已！”

靠收取麻将桌和字片桌“台费”的老板，此时，比家里出了个状元还牛逼：“今年放出了几十万哩！”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

从2014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买码之风欲演欲烈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他们大声地叫唤：“嗯今鸭里买么咯？我看是要出猴了，猴年第一期出码呢？嗯买红波还是绿波？不会买羊吧？！”

手机里传出笑声：“我想买一期蛇，昨鸭里我做了个梦，看见一条蛇，今鸭里嗯出蛇才怪，我做梦一向很准……”

买码的都在打电话问，或向庄家报码，等着9点30分这一刻的到来！因为这是出码的时间，都等着1比40的高额彩头大发横财！

更加的自私了

2016年春节，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同情心没了，人们变得更加自私起来。

唯一没有多少改变的是一位叫救先的乞丐。他还在讨米，还在村里的门口低声哀求：“散粒几……”

救先年年讨米，有人说，他讨的钱藏到小便桶下，也被人给偷了。但好像没有博得村人们的同情。有一青年打发了10元钱，被人说成是摆阔。而一夜输掉成千上万元的倒变得理所当然了！救先挨家挨户地乞讨，在冷眼中免强积攒着五角、一元的小币，或是一抓米……

虚荣攀比越来越强

放鞭炮却在攀比。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稻草堆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体，雾霾的抱怨却移祸于领导监管不力，即使和领导与政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一个村里的烟花爆竹会花费近100万！却舍不得其中的10分之1做慈善！

再无耕读传家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百来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破水泥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留住人才是关键。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

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